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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地位的提升，“全球领导力”开始变成中国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议题之一。成为国际组织领导人，并通过对国际组织进行变革管理以影响全球事务，是当代全球领导力实现的路径之一。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自传《我的世行之路》，虽非一部关于领导力的研究著作，但确实讲述了一个关于全球领导力成长的特别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包括了全球领导力成长所有的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说，这本书讲述了领导力中最重要的部分“人格和决断力”的成长故事——“领导力之父”本尼斯曾说，在评估领导人的典型标准中，决断力和人格最难以界定、测量或者培养。 在当前国家主权体系背景下，沃尔芬森在世行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不可避免地富有争议性。首先，他遇到的挑战就非常复杂，其中包括世行决策受到美国政治态势变化的影响；一波接一波的市场思路影响着世界银行的运作；封闭主义、官僚主义、领地主义和项目主义的盛行，严重影响着世行的声誉、效率和效果。他必须对这些进行变革。 但上任之初，沃尔芬森却承诺短期内不做重大决策，而是把重点工作放到与组织的客户、一线管理者的直接沟通上，以搜索和确立“正确的事情”，以形成共同愿景。此后便开始基于“正确事情”、共同愿景的组织变革和正确做法。这也可见沃尔芬森对领导力的正确理解。 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由华尔街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沃尔芬森将消除贫困作为世界银行的核心使命。他发现债务积压已成为很多非洲国家发展的致命困境，就冒华尔街所谓的“道德风险”之大不韪，果断地提出免除债务作为全球发展的基本项。他批判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主张非项目主义的综合发展框架，以包容性发展方式赋予贫困国家掌握自身命运的所有权，以长期而系统的规划实现真正变革。他将中国政府具有政策连续性的五年计划，看作综合发展框架的最佳实践范例。这都需要顶住原有国际体系和世行体制的种种压力。 他不断努力推动这些议程的实施，同时对世界银行进行组织变革，强化它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强化它的行动能力，特别是世行的干预能力。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在自传中，沃尔芬森把他在世行所推动的全球事业看做人生的顶峰、人生意义的所在，尽管此前他在华尔街投行已经非常成功。这部传记似乎都在为这个人生顶峰做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构建了自己国际化的人生”。因此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全球领导力”的成长，追溯到童年时代。我们也因此可以阅读从童年开始的“全球领导力”的成长全过程。 在整个关于成长的叙述中，作者一直特别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对贫穷的经历、体验和理解，一个是对与“国际化人生”有关的多元文化、跨文化、“国际朋友”等的理解和激动。这两点是他讲述童年和少年时代故事的重点，并且主要放置在家庭背景中讲述。 作者认为，贫穷和发展是当前整个世界两个明显的核心问题。以全球事务为使命的组织愿景，不可避免地与此密切关联。少儿期间就对贫穷深有体会和理解的沃尔芬森，在成为华尔街的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后，便能跨越贫富两界，洞察全球的贫富问题。同样，从小就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抱有同情理解的经验，是他后来具有了解和理解全球各地问题的能力的成长基础，以至于履职之后，他能“很快学会不再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情况，而是向深处挖掘当地的价值观和历史，然后再对当地社会需要作出部分初步判定”。 这其实包含了全球领导力所面向的对象的两个深刻特点，一个是纵向性跨度大，比如全球各阶层之间；一个是横向性跨度大，比如各地文化之间。这要求全球领导力对这种悬殊世界的两极及中间地带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青年沃尔芬森在同学的家中感受到：“在文化和阶层之间是可以建立联系的。”这在全球事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坚信和能力。 同时，这种想象力不能因为经验极差巨大而撕裂人格。这往往要求童年时代有相对良好的家庭环境。在作者这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家庭价值和个人独立价值的平衡。这也是当代世界的最大问题之一。这几乎构成作者童年生活的一个故事难点，作者一生对此也似乎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深怕稍有不慎就伤害了其中一方。一个直接以全球事务为目标的领导力，也许依赖于某种偏执或狂热是很难的；其唯一可借凭的就是稳健的人格和正确的能力。 沃尔芬森所谓管理能力成长的故事，都是在这两点构成的基本框架中展开。这个故事同样精彩，几乎可以编写出完整的经典语录本。这些成长故事包括：因童年时代家庭财务压力而形成的财务稳健观念；因童年时代对土著文化同情而来的跨文化理解力和管理能力；第一次觉得自己掌握人生之际就形成的自己制定成功标准与获得外界承认的平衡习惯；长期保持的对各种虚拟目标进行自由计划的内心修炼；因犹太人身份的不安全感而来的对他人和环境进行细致观察的习惯；对新生活新体验的渴望；关于人际交往和灵活性、结合适度的谦虚是开创一项事业的基础的教训，等等。除了最后一项，几乎全部都是他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之前就已经养成或者习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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